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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以来，先后制定了作为临时宪法的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新宪法。

由于我国宪法语言条款的宪法解释和备案审查工作刚刚起步，因此，有必要充分比较和借鉴域外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议会在该法中允许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普通学校课程中开展大溪地语言和文化的教学，宪法委员会认为其并不违反宪法，但重申了1991年判决中所作出的限制，即必须遵守平等原则，大溪地语言的教学不得对学生都具有强制性。

从历史发展来看，从1949年《共同纲领》到1978年宪法，都仅规定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现行宪法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种双重语言结构很好回应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第二个时期的宪法审查实践较为丰富，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案件。目前，学界通常基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推广措辞将第19条视为只能以鼓励性（而非强制性）手段予以促进的国家任务，国家对语言的支配权应该采取的是最节制的态度，或者认为该款的含义是政府对于公民使用普通话持着鼓励性态度。我国宪法语言条款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需要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不断进行阐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宪法体系。比如，地方语言如何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应当对语言自由承担何种义务？未来的备案审查实践中，此种问题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展开。

基于该判决，法国必须在修改宪法第1条、第2条第1款以后才能批准《宪章》。首先，宪法委员会认可该法赋予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地方语言的权利，学生可以在居住地的公立学校学习地方语言，如果该学校无法提供此种教学，学生可以申请就近在能够提供地方语言教学的私立学校学习，同时由相关地方政府承担其学习费用。根据这一情况，宪法对有利于民族平等、团结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重要内容，则明确地加以规定。

宪法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比一九五四年宪法和一九七八年宪法作了更多的规定。旧中国的反动阶级、反动政府根本不要任何宪法，只是到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才不能不搞一个骗人的宪法。一、领导的意见和群众的意见相结合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规定了我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它的修改程序比其他法律更为严格，这种严格的程序是由它的内容的重要性所决定的。联合声明的签署和生效，充分证明了宪法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找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又反过来运用于实际，接受实践的检验。开展群众性的体育和文化活动，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项文化事业。

宪法中规定了法院、司法和公安工作，如果竞没有关于军事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一类统率、领导军队的规定，没有国家的最高军事机关，没有规定军队的领导权，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或宪法学理论来说，至少是一个缺陷，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一九八二年宪法在吸收外国经验时，总是根据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指示来进行的，具体地说，在对待外国宪法的经验时，首先研究的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决定可否吸取，能吸取的则吸取，能部分吸取的则部分吸取，不能吸取的则不吸取。正如彭真同志说的：这次宪法的修改就充分发扬了民主一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修改的，又是大家出主意、大家来修改的，整个修改过程是党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的统一。同时，宪法的修改又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有的人不了解情况，以为全民讨论可能是一种形式，这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只要将一九八二年四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改的情况。来源：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第七，宪法的稳定性和它的修改程序与保障制度也有密切关系，这次对修改宪法作了比修改普通法律更严格的程序的规定，即宪法的修改要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以免经常修改宪法。当然许多国家在搞宪法时，也有不成功的教训，这些教训我们应当竭力避免。

又如民主集中制是我国的政权形式的根本组织原则，如何具体表述这一原则才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如何表述得简明扼要，又参考了外国的宪法，又如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是否应当规定于宪法之中以及如何规定为好，也参考了许多外国的宪法。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自治机关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改策，就是强调从实际出发，以符合民族自治地方的情况。

对正面的经验继续加以肯定和规定，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组织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等。彭真同志对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一些重大问题又作了许多明确的指示，体现了党中央对修改宪法工作的领导和高度重视，修改工作得以更加顺利地、较快地进行，一九八二年二月提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这是在党的领导下集中了全国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的意见草拟出来的。

一九八二年宪法总结了国内和国际的经验，但又是以本国经验为主。宪法既坚持了原则性、又十分注意与灵活性相结合，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四年所指出：要实行社会主义原测，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总之，社会事物都有其客观发展的规律，但是又是非常复杂，存在着各种矛盾。为了法制的统一和健全，宪法既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一切法律和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表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原则。其次，如果决定吸取，就要研究使这些经验怎样成为中国化的内容，使它洋为中用，而不生搬硬套。但是我们又不能闭关自守，拒绝吸收外国有用的东西，固步自封的态度也是错误的，修改宪法同样要吸收外国宪法中对我国有用的经验，而且不管它是大国还是小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它的经验是有用的，那怕只有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可取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借鉴、参考或吸收。

宪法对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符合实际的措施则予以肯定，如宪法第十九条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规定了多种形式办学，而不只限于办正规的全日制的学校。宪法的灵活性表现在序言和许多条文中，例如在经济制度的那一部分条文中，既规定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我国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在公有制企业事业组织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第三，正在发展中的一些制度和事物，需要规定而又难于作出很具体的规定的，就作比较灵活的规定。我国现行宪法（一九八二年宪法）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这主要是它代表和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合乎广大人民的意愿和我国的现实，在内容上比一九五四年宪法、一九七五年宪法、一九七八年宪法具有许多明显的优点和特点。

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了九天，认为这个讨论稿的基础是可以的，但又对它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这个讨论稿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全国政协的一些委员、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这个讨论稿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秘书处又对这个讨论稿作了大量的内容和文字上的修改，提出了一个草案修改稿，这个修改稿又经中央书记处原则批准。教条主义就是把理论与实践完全割裂开来，使革命和建设受到损失，在这方面，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深刻的教训，在三十年代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一九八二年宪法为了更好地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规定政协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表现了宪法的灵活性。而且逐字逐句进行了推敲、反复斟酌，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直至多数委员的意见达到一致，才转入对新的条文的讨论。如果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指导，也会产生一些其他的错误。例如关于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等内容，多年来已经行之有效，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些内容又是宪法所必须规定的主要内容，无疑地要写入宪法。

在讨论中广大人民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又集中三个多月的时间，把这些意见汇集成册，根据这些意见，在彭真同志的亲自主持下，秘书处对宪法修改草案又进行了反复讨论和修改，到一九八二年十月三十日秘书处拟出了一个修改稿，提请宪法修改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在宪法修改委员会逐章逐条讨论了五天和提出修改意见后，秘书处又对修改稿进行了修改，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宪法修改草案到这次提出的修改稿，从内容和文字上又作了多处修改。第二方面是秘书处在北京先后召开了十多次修改宪法座谈会，直接听取各方面代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央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代表，有北京和一些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理论工作者和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座谈会的参加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实际工作中的情况，与此同时，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还专门访问了专家、实际工作者，听取意见。

所以，宪法第三条规定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就是给地方以因地制宜的权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6页)同时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

以对一九七八年宪法总纲第一条的修改为例，即关于我国的国家性质这一条，各部门、各党派和各地方共提出了二十五个方案，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认真地汇集了这些意见。宪法联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政策和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对我国的经济政策和方针作了新的规定。

一九八二年宪法不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表现了强烈的改革精神。因为这些内容还没有为人们所真正认识和掌握，只有再经过多次实践、试验以后，才可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如果过早地不成熟地写入宪法，必然造成与实际不符。第四，实践证明，只有密切联系实际，宪法才能作出较好的规定，成为一部好宪法。在这一段时间里，秘书处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方面是请党中央的各部门、国务院的各部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修改一九七八年宪法提出意见。

只有正确了解社会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宪法的原则。这些规定对于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前进，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教育了人们，因此，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对保持宪法在较长时期内的稳定性，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

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在公有制企业、事业组织中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一九一二年资产阶级搞了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带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不久就被抛弃，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也无法建立，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制定社会主义的宪法、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旧中国的宪法史所揭示的真理。